這個匈奴人,如何改變了古代中國人的“夷夏觀”?
發布時間:2023-09-27 09:11:06 作者:包頭熱力
“中華”的意義不在于族群血統,而在于文化。
五胡十六國時期,出現了古代中國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權——前趙。它的前身,是匈奴人劉淵在公元304年創立的“漢國”。
身為匈奴后裔的劉淵為何以漢號立國?他做了什么,讓古代中國人的“夷夏觀”發生了改變?
一
劉淵(252—310年),字元海,新興郡(今山西忻州北)南匈奴別部屠各人。南匈奴早在東漢時期就已內附,到曹魏時期,其部落遷居在并州左國城(今山西呂梁離石區)一帶,與漢人雜處,形同編戶。劉淵生長并求學于并州,自幼就拜上黨儒生崔游為師,學習《毛詩》《京氏易》《馬氏尚書》等儒家經典,深諳《春秋左氏傳》《孫子兵法》,博覽《史記》《漢書》及諸子百家。
劉淵年輕時曾對同門評價歷史人物,說漢高祖劉邦的文臣隨何、陸賈有文無武而未能建立封侯的功業,周勃、灌嬰則有武無文而不能興文教之美,痛惜這四者或文或武,偏于一方。于是,劉淵發憤練就文武全才。
曹魏時,劉淵曾入質于洛陽宮廷(咸熙年間),期間他深入學習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與禮儀文化,與王渾、王濟等士人交好。他還多次參加西晉的元會大典,見證了西晉四方來朝的赫赫威儀。
西晉后期,在宗室內斗引起的“八王之亂”沖擊下,中原戰亂不斷、社會動蕩、民生凋敝。304年,胸懷大志的劉淵自鄴城(當時劉淵依附于鄴城的司馬穎)返回左國城起兵,即漢王位,建立“漢國”,數萬晉人前來依附。
當時劉淵的族人劉宣建議,趁司馬氏骨肉相殘、天厭晉德,聯合鮮卑、烏桓,振興匈奴邦族,恢復呼韓邪統一草原的偉業,建立匈奴草原政權。
但這個提議被劉淵拒絕了。他認為應當效仿漢高祖劉邦完成統一天下的偉業,至少也要像曹操那樣統一北方,而呼韓邪建立的功業根本無法與前兩者相比。
因此,熟悉正統理論與德運行次學說的劉淵以“漢”為國號,追溯漢匈和親故事,以漢家之甥、兄亡弟紹的名義,承繼蜀漢政權的正統。他不但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,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,而且大量起用漢人名士擔任要職,如任用崔游為御史大夫,任命東漢大儒盧植的曾孫盧志為其子劉聰的太師等。
308年,劉淵在蒲子(今山西省隰縣)正式稱帝,后遷都陶唐氏(堯)舊都平陽(即今山西省臨汾市),繼承漢魏時代以來的中原官制,設置三公六卿,加強中央集權。
319年,劉曜改國號為趙。史稱劉淵創建的這個政權為前趙,亦稱漢趙。
明代史家張大齡評論:
“自古夷狄為中國患者有矣,未聞入而帝中國也者,有之,自劉淵始”,且稱贊他“用賢納諫,恭儉勤勞,卓有中國君人之度”。
二
劉淵建立的漢政權并非一族性政權,而是一個胡漢聯合政權。
前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胡漢分治制度,以中原官職管理漢人,以匈奴官職管理胡人部落?!稌x書·劉聰載記》記載,前趙政權“置左右司隸各領戶(漢人)二十余萬,萬戶置一內史,凡內史四十三。單于左右輔,各主六夷十萬落,萬落置一都尉”。同時,在官職上,前趙既有公卿、三省及郡縣等魏晉官僚體系,又設立“單于臺”,“置左右賢王已下,皆以胡、羯、鮮卑、氐、羌豪桀為之”。
然而,前人研究指出,十六國政權的一個共同現象是,擁有大單于稱號的胡人統治者一旦稱“皇帝”之后,都會將“大單于”的稱號轉讓給其子弟。例如308年,劉淵正式稱帝后即把大單于讓給兒子劉聰;劉聰繼位之后,先將大單于讓給皇太弟劉乂,后來又讓給皇太子劉桀;325年,末代皇帝劉曜也設置單于臺,其子劉胤為大單于。
這表明,五胡所立政權中的“大單于”,已由傳統的胡人統治者轉變成新生的中華王朝皇帝的臣下,融入以皇帝為中心的中華傳統王朝體制。以大單于為首的胡人管理體制,更多是為適應胡漢不同經濟、地域社會形態的因俗而治,僅僅起到一種輔助皇帝的作用。
當劉淵的族子劉曜繼承皇位時,西晉滅亡,晉朝宗室司馬睿南渡,在建業(今南京)建立東晉。此時的中國北方,原屬劉淵部下的羯人石勒在襄國城(今河北省邢臺市)割據自立,與劉曜對峙。為確立正統性,劉曜即皇帝位后遷都長安,立子熙為皇太子,修繕宗廟、社稷,行南北郊于長安。
劉曜在一份詔令中宣稱,“我皇家之先,出自夏后,居于北夷”;太保呼延晏則建議,“陛下勛功茂于平洛,終于中山,中山分野屬大梁,趙也。宜革稱大趙,遵以水行”,改國號為“趙”,以“水”德承續晉之“金”德。此舉是對秦漢以來五德歷運、天文地理知識與戰國歷史記憶的繼承。因為劉曜曾受封中山王,而中山(今河北省定州市)在戰國時期屬于趙地。
此外,鑒于西晉滅亡、對手變成石勒,劉曜承認西晉在五德歷運中為“金”德,并說自己的政權承續晉之“金”德為“水”德,也有以此否定石勒統治中原合法性的目的。
后來,石勒同樣定國號為“趙”、承繼晉之“金”德為“水”德,史稱“后趙”(或“石趙”)。而鮮卑人慕容暐的前燕政權,則承石趙為“木”德。氐人苻氏的前秦本為石趙部屬,出于同樣的原因也自居“木”德。由此,石趙成為最早由后繼政權承認、獲得正統地位的五胡所立政權。此舉對于突破傳統狹隘的華夷觀也有重大的歷史意義。同樣,前燕和前秦也都開創了尊胡人所立政權為華夏正統的新傳統,尊重了法統的連續性和實際政治歷史,不復以功德善惡論德運,模糊并忽略了“華夷之辨”。
三
魏晉以來,大量北方族群南遷,深入中原地區,突破了“內諸夏而外夷狄”的地理界限,打破了“裔不謀夏,夷不亂華”的中心與邊緣的區分格局。
以劉淵前趙為代表的五胡所立政權,均以中華正統自居,采納中原式官僚體制,加強中央集權,大考百僚,使秦漢以來的官僚政治復興。他們崇儒重法,重視教育。例如,劉淵把其子劉聰培養為精通儒學的儒生。據《晉書·劉聰載記》,劉聰“年十四,究通經史,兼綜百家之言,《孫吳兵法》靡不誦之。工草隸,善屬文,著述懷詩百余篇、賦頌五十余篇?!?/span>
以前趙為代表的五胡所立政權的華夏化,最終改變了魏晉時人“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”的傳統認知。胡人君主主動自認炎黃后裔,確立夷夏同源、華夷共祖的歷史敘事。崔鴻《十六國春秋》載,劉淵“其先夏后氏之苗裔,曰淳維,世居北狄”,這是匈奴人對華夏祖先的自覺認同而非所謂的“攀附”。
五胡十六國時的族群大融合說明,無論華夷,只要接納華夏典章制度、禮儀文化,實行仁德,追求大一統,就能夠代表中華正統。“中華”的意義不在于族群血統,而在于文化。
五胡以改革創新精神,造就中華民族制度大創新、族群遷徙融合、思想文藝大交融,使中華文明在中古之世經歷裂變、重組與再造,為后來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堅實基礎。